三代人的军人梦”

李坤

父亲每每聊起当兵的事，眼睛便亮起来。那是他二十岁时候的事了，村里来了征兵的，他第一个报了名。体检那天，他特意穿了件白布衫，黑裤子，还借了双胶鞋。他至今记得那鞋底有些硬，走起路来“咯吱咯吱”响。

“血压高了一点点。”父亲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很小的距离，“就一点点。”他每每说到这里，总要停顿一下，仿佛那“一点点”至今仍横亘在他与军装之间。后来他做了村里的会计，那把算盘打得噼啪响，却总说没有军装上的红星亮。

我十八岁那年，县里的武装部来学校招兵。我站在操场边上，看那些穿绿军装的人支起桌子，挂上红横幅。风把横幅吹得鼓起来，像一片红色的帆。我报了名，回家告诉父亲，他正在院子里劈柴，斧头举在半空停住了。

“好，好。”他说，斧头落下木头“咔嚓”裂成两半。

体检前夜，我躺在床上，听见父亲在隔壁咳嗽。月光从窗缝漏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银线。我想象自己穿上军装的样子，那银线便成了枪管上的寒光。

第二天查视力，我站在五米外，看视力表上的“E”字。医生的小木棍点在图表上，我忽然发现那些黑杠变得模糊了，我眨了眨眼还是看不清。

“近视。”医生说，在我名字后记了一笔。我走出卫生院，阳光白得刺眼。父亲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，烟圈一个个浮上去，散了。他看见我，把烟头在鞋底摁灭，什么也没问。

儿子今年刚上高一，个子已经蹿得比我高了。他的房间里贴满了军事海报，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《兵器知识》《世界军事》这些杂志。每天清晨六点，我都能听见他在小区里跑步的脚步声，像一列小火车“咚咚”地驶过。

开学第一周的班会上，老师让同学们说说自己的理想。当儿子站起来说“我要当特种兵”时，全班都笑了。只有他没笑，站得笔直，像棵小白杨。

“爸，我们学校要组建国旗班。我报名了，要提前到校训练两周。”有一天吃晚饭时他突然说。父亲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，一滴酱油落在了桌布上，慢慢洇开成深色的圆。

从此，每个周末我都能看见他在阳台上练习站军姿。夏天的太阳毒辣辣的，他的后背湿了一大片，却一动不动。父亲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着，手里摇着蒲扇，却总忘了给自己扇风。

第一次期中考试，儿子的成绩单让我吃了一惊。原本中游的成绩，现在挤进了年级前一百。“当兵也要文化课达标。”他这样解释，眼睛里闪着小星星。

寒假里，县人武部来学校搞国防教育。儿子回来时，书包里装着厚厚一叠资料。“现在当兵要求可高了，视力、体能、文化课，一样都不能差。”他一边翻资料一边说。父亲坐在一旁，手里的报纸半天没翻一页。

春节前，儿子终于通过了国旗班的考核。升旗仪式那天，我特意请了假和父亲去学校，晨光中儿子穿着笔挺的制服，踢着正步走向旗杆。父亲突然抓住我的胳膊，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

当国歌响起，儿子扬起国旗的那一刻，我看见父亲悄悄抹了把眼睛。阳光穿过飘扬的国旗，在他脸上投下跳动的光影。

回家的路上，儿子兴奋地说着训练的事。父亲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红布包，里面是一枚褪色的五角星徽章。“我当年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儿子已经立正站好，郑重地接了过来。

现在，这枚徽章就别在儿子的书包上。每周回校前，他都会下意识地摸一摸，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。而父亲总会在窗口目送他走远，直到那个背着书包的身影消失在目光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