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柯楼人生（二）

常伟

过了农历七月，我们家门前的小学校开学了。今年有两位老师不再教学了，一位是快六十岁的王老师，另一位是马老师。王老师因为年纪大了，视力下降，决定退休。他在农办小学教书十几年，每月的工资只有七块钱和三十个工分，到年底连一百个玉米棒子都换不到。退休后，他被妻子撵到生产队的瓜地看瓜。虽然看瓜没有现金收入，但每天能挣两个半工分，还能讨好队长和会计，比当老师实惠多了。

年底，王老师上交所有工分，能从生产队领到一百斤小麦、二百个玉米棒子、一百个地瓜、十斤大豆、二斤芝麻和五斤粉条。这些收入，搁到现在，可比一个正科级公务员的收入还高许多。

村支书马召修找到我爷爷奶奶，说村里缺老师，建议我父亲去村小学教书。父亲是乡里中学的高材生，虽然在文革期间没能上大学，但在农村也算是个“知识分子”。马支书说，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，父亲还能当上校长，转正后抱上“金饭碗”，前途无量。

爷爷和父亲被说动了，但奶奶坚决反对。她冲着支书嚷道：“别忽悠人了！当老师听着有面子，但那是糊弄人的差事，一个月才五块钱和二十个工分，到年底连一百个玉米棒子和一百个地瓜都领不到，你让我们一家喝西北风吗？不干不干！”马支书气得嘴翘得老高，脖子都红了，磕了磕烟袋锅子，转身走了。

后来，乡里的沙场扩大生产，父亲报名去了沙场。这次奶奶没有阻拦，反而很支持，还特地让爷爷把他穿的那双黄胶鞋给了父亲。

就在父亲去沙场上班的第三天晚上，我出事了。

四

那时我才九个月大，像只听话的小狗一样躺在母亲铺的麦秸席包里。那时候的农村，孩子们都睡在麦秸包里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解决。特别是麦子熟了以后，麦秸被辗轧成黄白相间的新穰，尿一次换一把，拉一回换一回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的小屁股永远是干净清爽的。与现在的纸尿裤相比，麦秸包绿色环保，天然健康，孩子们很少生病。即使有点感冒发热，用草木灰、灶心土或换把新麦秸暖暖肚子，很快就能恢复健康。

父亲去沙场上班的第三天，母亲和社员们去东坡浇地，一直忙到晚上八点才回家。母亲正要拿钥匙开门，突然听到我在屋里痛不欲生的嚎哭声。

我的麦秸包床放在柜子上，一只小老鼠不知怎么爬了进去。它在包里东瞧瞧西望望，最后爬到我头顶上，用胡须触碰我的额头。我一阵乱抓乱挠，把它甩到了包边。小老鼠在麦秸里打了个滚，吓得往包床的另一端逃窜。它爬到席包边缘，因为席子太滑，随即又摔了下来。又累又怕的小老鼠趴在角落里直喘粗气。我躺在麦秸包里开始不安分，两只小脚丫不停地翘起来又放下。小老鼠被我的动作弄得晕头转向，慢慢靠近我的脚丫。也许它闻到了我脚丫上奶酪般的香味，张开小嘴咬了一口。

这一口下去，我瞬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，开始嚎哭不止。母亲终于回来了，她说在浇第二沟玉米时，心里突然疼了一下，胃里也不舒服，这或许就是“母子连心”吧。

母亲冲进屋里，拿手电筒照我的头、脸、肚子和四肢。突然，她尖叫起来：“我的乖，我的乖乖，这是怎么了？脚趾头怎么成这样了？”

她冲出房门，跑到奶奶家。奶奶正在照顾二叔家三个月大的妹妹。听了母亲的汇报，奶奶气得直跺脚：“你怎么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？要是出了事，我可饶不了你！”

奶奶经验丰富，稍一检查就判断出是老鼠咬的，好在伤得不严重，只是掉了一块小皮。母亲一直傻傻地捏着我的脚趾头，不知所措。

奶奶不耐烦地说：“还愣着干嘛？快去请卫生室的邓大夫来消消炎，包扎一下！”母亲赶紧往外跑，出门时被门槛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奶奶翻了个白眼，嘟囔道：“就这么点用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，有什么用！”

赤脚医生匆匆用酒精棉球擦了几下，拿出一块小纱布胡乱缠了两下，用胶布粘上，说：“好了，一毛钱。”

母亲说家里没钱，等父亲发工资再给。奶奶气哼哼地从怀里掏出五分钱，扔在桌上：“就这么着吧，包块破纱布要一毛钱，剥削人，是不？”

邓大夫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大——大嫂，我可是贫农出身，你——你可别乱扣帽子！这价钱是上边定的，我都记账，如数上交，不——不信，你去查！”奶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嫌少就别要。要不行，等你大侄子发了工资，你再来问他要那五分钱。”邓大夫脸色发青，摇了摇头，捏起桌上的硬币，背着破药箱子悻悻地走了。

这件事过后，再加上天气炎热，我背上长了一身痱子。家里召开了一次“家庭常务会议”，经过表决，决定给我搬家——从席包麦穰里搬到了铺着烂棉袄和麦穰的铁柯楼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