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柯楼人生（一）

常伟

一

人人都说辘轳好，世上谁道柯楼稀。在当今这个匆匆淡忘的年代，国人却依然铭记着辘轳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“感念故旧，不忘初心”吧。

辘轳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，还要归功于《女人、辘轳和狗》这部影视作品。它改编自作家韩志君的长篇作品，又由当代著名歌手毛阿敏激情四射地演唱，那句“不白活一回，不白活一回……”仿佛在每个人的耳畔回响，唤醒了人们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。

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农民从原始的小农耕作逐渐走向机械化、现代化。那种对变革与进步的渴望，深深地刻在了广大农民的心中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辘轳，这个曾经销声匿迹的老物件，再一次闪亮登场，走上了历史舞台。但这一次，它不再是作为工具，而是作为一种情怀，一种历史的象征，一种精神的支撑，在回想，在惦念，在弘广，在追思。

然而，柯楼却没有这般幸运。它深藏于地下暗层，默默承载着辘轳的伟大与使命，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始终如一。柯楼与辘轳，二者相依相生，缺一不可。没有柯楼的辘轳，不过是空怀大志，物不能尽其美，其伟岸、高上也空有其名；没有辘轳的柯楼，则是有功用而无平台，久居深山无人识。唯有二者结合，才能如伯乐相马，辘尽其才，柯尽其用，成就大完大美。

历史上，最原始的柯楼是由原木掏挖或铁汁烧铸而成，皮厚质重，汲水少而提升困难，需两三个人合力才能绞动辘轳杆儿。到了清末民初，洋铁皮传入中国，柯楼的制作逐渐改用洋铁皮。那时还没有焊接工艺，只能在铁匠铺里用炉火烧红，用工具折弯变形，使其边缘叠压在一起，再穿入铆钉，用大锤小锤敲击铆死。

柯楼上缘左右两侧平口处各留一豁槽，嵌入槐木等硬质木料作为横杠，用铁箍固定结实。横木粗细约十公分见方，长度略长于柯楼直径，中间装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、粗约2厘米的巨型铁环，用穿钉紧紧铆死。铁环上拴着一根三四公分粗的的麻绳，绳子另一端捆绑在辘轳上，便成了一整套农耕文明中最重要、最便捷的汲水工具。

这种汲水工具，在我们老家鲁西南地区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被广泛应用。直到农村通了电，有了抽水机，柯楼才逐渐完成它的历史使命，被束之高阁，寿终正寝。

二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，依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耕种水平。没有电机和潜水泵的日子，人们只能靠肩担手拉，从井里或河里挑水，或者依靠牛车推拉来灌溉田地或满足日常用水需求‌。大块没有水源的田地，只能“靠天吃饭”，仰赖上苍的恩赐。

那时候，有井水的地方，都是乡亲们一锹一铲、齐心协力挖出来的，深度最多不过十米左右。那个年代，矿少、工厂少、高楼大厦少，十多米的井已经算得上是深井了。深井的水清凉冰透，甘冽如露，庄稼人打上来，对着柯楼就喝，没听说过谁家的大人孩子因此拉肚子。

在菜园子和有水的麦田、玉米地里，辘轳把一下一下地摇动，绳子一圈一圈地缠绕，柯楼一米一米地缓缓上升，垅沟里的水则一股一股地向前流淌，滋润着干渴的土地。

这种劳作的艰辛，自是不言而喻。若要浇灌三分田地，便须五更起床，一直劳作到日上三竿。若是浇灌大片的田地，更需轮班替换，昼夜不息，浇上一天一夜也是家常便饭。

那个时候，柯楼可是农家的宝贝。别说借，就是在辘轳架上绞上两下，别人都会担心，怕一不小心碰到石头上，给弄坏了。所以，没有柯楼的人家，只好出钱出粮，求有柯楼的人家帮忙浇上一两回菜地和小田，那还得看人家有没有空，乐不乐意。

三

娘说，我打小就跟柯楼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72年的夏天，我还不到一岁。那时的农村，生产队的食堂仍在运转。父母从坡地里收工回来，从黑瓷大缸里舀上一大瓢水，把手脚和头脸洗净，换上干净衣裳，到队里食堂去吃饭。临走前，他们总会在我的麦穰包床边逗留片刻，笑着逗弄我：“小乖乖，你就自己待着吧，我们可要去吃饭了，再不去，晚了可就没吃的了。”母亲还会俯下身，在我的小手上轻轻一吻。这一吻，总能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然而，当他们转身离去，走远之后，我又会忍不住咧开小嘴，委屈地哭个不停。

随着“咣当”一声，我的哭声被锁进了土屋里，父母匆忙的脚步声渐行渐远，很快便淹没了小院中的一切声响。

眼看就要到三伏天了，天气热得让人浑身流油。可生产队决不会让社员闲着，既要发工分，又要管饭，那可不划算，最起码是不能白吃饭的。于是，队长让社员们白天躲在树荫下沤肥、搓麻、打绳，待到早晚凉快时，再下地劳作。地里的玉米苗锄了一遍又一遍，甚至连沟边路面也铲得光秃秃的，寸草不生，像一条突兀的鱼脊梁，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。

父亲和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跟着社员们下地劳作。无论男女老少，都在毒日头下晒得黝黑干瘦，蔫头耷脑的，活脱脱像从非洲远道而来的乡亲，肤色深得几乎融进了泥土里。